[摘要] 中国迁都论再起！中国上榜最宜居10大二线城市哪个靠谱？首都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会聚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迁都背后的原因亦可以涉及很多原因。朝代的交替也可能代表首都的迁移，例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或东西统一后的德国（波恩—柏林）。或是像巴西或澳大利亚等重新建造城市移转首都的例子。
高昂的定都成本
在中国各大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北京从中央得到的各种支持是的，巨大的投入并未产生相应的效应，反而面临多重危机的边缘，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就是这座文化古都既是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管理中心，又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城市，事实上还有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等中心的职能。以中国之大，由一城而兼此数中心之职，对有3000年历史的古都来说，确实不堪重负！这种功能设计使得城市规模无限制地扩大，城市的有限空间受到多种功能的挤压，脆弱的资源与生态系统无法承受，一言以蔽之，高昂的建都成本已到了国力和北京市自身难以支撑的时候了。 在古代运输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东南地区供给天下财富大半，如果都城离此太远，则定都的成本过高，必将影响国力的增强和政权的巩固。对此，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曾指出：15世纪初中国放弃了因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却定鼎北京，“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更是以历史学家深邃的笔触写到：北京“这一宏伟都市远离它的经济源泉，维持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灭亡和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财富”。输送漕粮的南北大运河成了明清两代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用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
今天，现代化的运输条件已从根本上消解了大规模物资运输方面的诸多不便，但我们仍不能不考虑定都成本问题，也就是一个经济投入与产出效益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积极主动地调整原有首都的功能，或者乾脆重起炉灶再建新都，将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种资源，及时卸掉妨碍社会进步的重重包袱，首都本身也能够及时摆脱过份的功能叠加而获得“新生”。
北京的4种选择
1986年就有人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很大的震动。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中，也有人提出迁都西安，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在新的世纪，北京面临诸多挑战，应早做筹划。目前，有4种设想可供北京选择：
一是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变，只是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一点调整。这种设想认为北京的首都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的“心脏”城市，文化底蕴丰厚，城建基础好，人口素质高，又集中了大量中央级的机构、人才，是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至于北京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不妨采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建设卫星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改变部份土地使用功能等办法加以解决。这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二是建设“副都”。主要是分担目前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份功能，在中心区和周围地区的分中心区之间起桥梁作用。可以较快见到成效。总规模以80～100万人口为宜，地点可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
三是实行“双都”或“陪都”制度。“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都，一个经济都。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实行这种制度，如荷兰、南非等。两个首都的职能分开既能避免城市的过度膨胀，也能使政治中心免受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影响，从而保持政治的某种独立性。具体策略上，有人提出以北京为政治都，上海为经济都；有人提出可考虑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一到两个作为“陪都”，以解决中国实际存在的东西和南北巨大的不平衡问题。
四是“迁都”论。认为中国应另择佳地建立新都，一是为北京“减压”，让这座古城成为真正代表中国的“文化之都”，而将其它功能分解出去。二是改变目前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局面，树立21世纪中国的新形像。
种设想更多注重了北京的现有优势，没有充份估计到北京在新世纪长时间内面临的人口、资源危机。仅从人口控制上看，北京的户籍控制可谓极其严格，但从1980年以来还是净增了300万人口(还不包括数目更大的流动人口)。到时仅水危机就可能令北京无法承受。而在北京的强大拉力作用下，建“副都”难以达到预想效果。今天北京周围众多卫星城就未能充份发挥“卫星”作用，且缺水难题还是解决不了。“双都”制也只是在中国现有的城市系统内打转转。不能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和民族的发展大方向上，何况现在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难念的经。现在是考虑“迁都”之路的时候了。
免责声明：凡注明“来源：房天下”的所有文字图片等资料，版权均属房天下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文中所涉面积，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建筑面积；文中出现的图片仅供参考，以售楼处实际情况为准。
